人口雪崩是伪命题？

近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依然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

其中，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的51.2%，达到了883万人。

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了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的现象。

然而，这些数据细思极恐，年轻人竟然连一孩都不想生了！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性低生育率的焦虑。

毕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数据，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低于世界银行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比必要的人口更替生育率低两倍。

换言之，中国的生育水平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而在最新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更是首次直接删除了生育率数据，这一异常举动愈发引起了公众乃至媒体对中国人口危机欲盖弥彰的怀疑与恐慌。

也难怪，有人口方面的专家宣称，“人口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未来十年中国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也有部分专家开始对“全面二孩”政策的成效产生质疑；

甚至还有人担心，人口生育率下降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少负面作用，还会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冲击。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年后数据为推算

事实上，低生育现象不唯中国独有，很多国家都在这个问题上苦下功夫。

从国际经验来看，贴钱贴假期也没能换来人口“欣欣向荣”的案例比比皆是：譬如新加坡开出“优先购买组屋”、“育儿红花”等大礼包还是没有逃过全球最低出生率的末位排名、韩国“不结婚就多缴税”生育率也仅为1.26、德国“公司保留职位三年，为职业女性解除后顾之忧”生育率仍然无法超越死亡率。

美国情报局发布的生育率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就占了三个，其中中国澳门（0.95）、中国香港（1.10）、中国台湾（1.13），中国大陆以1.60的生育率排在第182位，美国则以1.87的生育率排在143位。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生育率只降不升的情况呢？

直观上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的上升。

静态测算，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其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至130万元人民币。

如果还要海外留学，那就至少要200万元了，而且这样的费用支出，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高消费城市还是“最低标准”。

德国养娃成本同样不菲。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计算，在德国养育一个孩子，每个月的平均花销约为600欧元，也就是说，从出生到18岁成年，德国父母在一个孩子身上要花费13万欧元。

实际上，除了经济成本因素，精神成本的付出也是不容忽视的驱动因素。

比如，尽管在新加坡养孩子最划算，政府对生育和抚养孩子都有大量福利性质的措施，但2017年全球生育率，新加坡最低，平均每名育龄妇女仅生育0.83个孩子。

因为养育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支出，至少在孩子成人以前，父母的生活和孩子是“捆绑”在一起的，要付出个人的时间、精力，一定程度上放弃个人的自由、享受，甚至还有事业上的牺牲，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精神成本的付出更大。

况且，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升、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不再停留在“无后为大”，职业生涯的考量也会降低生育愿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前提，即养老方式的变化对生育在某种程度上釜底抽薪。

以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传承与养老都是生养孩子最基本的需求。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及经济制度特别是养老制度的变化，让生育率不可逆转的下滑：养老金、商业保险、医疗保障和日益完善的养老机构让“养儿”不再是“防老”的唯一出路，本身就让代继的“情感纽带”松懈，生育率低已是情理之中。

然而，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需要（发达国家为2.1，中国为2.3），而超低生育率（总生育率在1.5或更低水平）更是意味着滑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翻盘”。

如此低的生育率不仅可能引发亡族灭种之忧，还引发了对经济发展之忧。

就中国而言，基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角色，一些分析认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体制松绑辅以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人口负增长叠加快速的人口老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噩梦。人口成为一些专家学者衡量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看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

而日本也被一些专家学者当作一个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而导致经济低迷的前车之鉴来警示中国。

此外，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等人口结构上的“后遗症”开始凸显，养老、婚姻挤压、失独家庭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亿，占总人口的10.8%。

这两项指标均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红线”，未富先老的危机已经被顶在杠头上。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而性别失衡所带来的不仅仅是“3000万剩男”、“光棍危机”等择偶婚配问题，还会给经济、社会、文化等刻下程度不等的“烙印”。

大量游离在婚姻之外的非意愿性未婚者的存在，对现有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现实需求所导致的地下色情业、拐卖妇女等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等。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IMF

其实，当下对于人口危机的预判都是基于过去而对未来的线性推导，一旦时空背景发生变化，人类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将对人以往的存在方式釜底抽薪。

首先，就拿长期依赖人口来支撑的城市化来说，不同阶段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人口结构也是“因时而异”。

若是根据工业化发展规律，早期城市化主要以第二产业为动力，相应的产业工人缺口发挥集聚效应，吸纳了大量乡村人口的涌入。

但是到城市化后期，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崛起为城市化的助推剂，对人口结构的吸纳也将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扭转，对人口数量的要求自然弱化，转而追求人口质量。

如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成长为珠三角的一颗明珠，其涌入人口依次经历“打工仔”、农民工、创业者、金融精英及IT大咖等多个年代秀。

更何况，新经济、科技、全球化浪潮也让“人口经济”旧貌换新颜。

新经济对人的依赖减弱了，有数据表明：第一产业单位GDP需要消耗三个活劳动，第二产业仅需消耗0.5个活劳动，而互联网引发的新兴产业，“自动化”、“智能化”之下所需活劳动更是少之又少，“机器换人”不是新鲜事。

加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成为“国际人”，通过国际贸易、利用“分工合作效应”，各国的劳动力、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为中国所用。

此外，科技的颠覆性更是重塑了人的内涵，譬如，对238个负责老化的特定基因进行微调，人类寿命将延长60%；又如随着“懂诗文、晓算数”超级机器人的诞生派生出的“新兴人类”，何患无人呢？

进一步而言，新经济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已经显山露水，而这只是序幕，更大的颠覆在后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机器人。

如今，无人工厂已不是新鲜事。

根据相关研究，日本接近半数的职位可能在10至20年内由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取代，美国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职位比例为47%，英国为35%。30年或60年后，1%的人将有能力提供99%的生产和服务。

一旦今天基于庞大人口的生产、交易、消费需求土崩瓦解，社会又将会是怎样的样貌？

再者就是人造人。

一旦未来当生养孩子的功能都从人的生理功能中剥离出来，人可以像商品一样被生产制造，今天基于人的七情六欲而衍生、膨胀的城市在明天将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因此，在充满变化的时代，城市规划不仅要看到当下，更要看到未来，为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变化“留白”，才可能更好地为明天做准备。

精彩推荐

破解复杂的思想方法

（福卡原创，欢迎转载）